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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桂明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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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刘桂明,字开强,号千古洲人(笔名),1962年9月生,江西省永新县人,在职研究生学历。曾任中国律师论坛秘书长、《中国律师》杂志社总编,现任中国法学会《民主与法制》总编辑。

一起可以入选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受贿案  

2013-12-30 14:36:00|  分类: 检察机关,无生,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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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桂明导语:

    从1996年至2013年,18个年头,基层法院判决5次,中级法院判决2次、裁定4次、请示与通知共2次,高级法院作出裁定与通知共5次,最高法院做出指示1次,前前后后共计19次之多,这一切全发生一个人身上,全因为一个人被指控受贿而判刑10年。

    这个人就是河南人氏卢玉彰,今年已经进入知天命之年了。

    这样一起经历时间如此之长、程序如此之多的案件,能否入选吉尼斯世界纪录呢?应该引起我们怎样的思考?该案在实体上、程序上、证据上、理念上究竟存在什么问题呢?

 

 

 

难以终结的诉讼  涉诉信访如何法治化?

21世纪经济报道 王峰 北京报道 2013-12-28 
 
核心提示:
    新一轮涉法涉诉信访制度改革目前正在试点运行,一名试点机构工作人员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试点以来,“涉法涉诉信访接待量增加了1.2倍,但除了转交、移送,尚无‘依法终结’的尝试”。

 

21世纪经济报道 除了罪与非罪的实体审判,卢玉彰受贿案形成了一审有罪——上诉——二审维持——申诉——发回重审——再判有罪——再次申诉的18年循环。

 

编者按:

    王峰记者对卢玉彰本人进行了深入的采访,获得了第一手鲜活的资料。对卢玉彰案件的报道客观准确,既兼顾国家司法政策,又注重对案件细节方面的把握。

    报道中对河南高院及院长张立勇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剖析,河南这些年的司法改革,似乎产生了巨大的争议,但我想改总比不改好。卢玉彰这样的事发生在中国很正常,但是奇怪就在于我国的司法机关似乎进行了一个无限死循环的怪圈,18年来卢玉彰的案子三番五次的在这文峰区法院、安阳中院、河南省高院之间轮回,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浪费司法资源,损害司法权威,降低司法公信力。    

 本文的报道引起了我们对于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担忧,法院的运行机制应该是出现了问题,没有纠错能力。另外,法院本是公平裁判、辨别是非区直的地方,然而却不能公平裁判,定纷止争,让当事人息诉服判,究竟问题出在哪里?是法院内部的官僚化、行政化,亦或是司法不独立?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今天国家已经决定彻底废除了劳动教养制度,这样的权利也是靠公民、律师、法律专家、媒体的共同推动才废除的。关于中国式诉讼出现的难以终结诉讼的怪圈,我觉得这样的诉讼怪圈必须被终结。不然的话,任何人都有可能被这样的程序所伤害。大家必须共同努力,通过关注个案,来推动中国审判程序的改革。

 

本报记者王峰北京报道

 

50岁的卢玉彰有点犯难于描述他的现状,他是一个刑满释放的犯人,可他却还在等待判决自己是否有罪的二审开庭。

在他的身上,法律上演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尴尬,一审法院判了他5次有罪,二审法院则判了他8次,其中维持有罪2次,发回重审3次。2013年8月20日,卢玉彰再次被判有罪。

18年前,下海经商的原河南省安阳市公务员卢玉彰被控受贿罪,不服有罪判决的卢玉彰屡次在终审判决后申诉,个人坚持与司法权威由此开始拉锯。18年间,围绕卢玉彰案形成了从最高法院到基层法院,共19份司法决议。

除了罪与非罪的实体审判,卢玉彰受贿案形成了一审有罪——上诉——二审维持——申诉——发回重审——再判有罪——再次申诉的无休止循环。司法程序的“耐心”也是有限的,在司法救济屡次陷入停滞时,卢玉彰及其家人的“上访”总能成为他的救命稻草,重启再审。

今年11月12日发布的三中全会《决定》中称,“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涉法涉诉信访严格来说违宪,因为它可能破坏宪法规定的两审终审制”,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李步云告诉记者。      新一轮涉法涉诉信访制度改革目前正在试点运行,一名试点机构工作人员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试点以来,“涉法涉诉信访接待量增加了1.2倍,但除了转交、移送,尚无‘依法终结’的尝试”。

司法权威和程序正义遭遇了现实的压力——信访。仅仅2008年河南省法院的5轮大接访,就迎来了16674件上访,其中的7109件涌向了河南省高院。

在即将启动涉法涉诉信访制度改革之际,“喊冤”18年的卢玉彰戳到了“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 目标的痛点,公平正义与司法权威之间应该如何统一?“信访”彰显了其间的张力。

一起可以入选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受贿案 - 刘桂明 - 刘桂明的博客

 

受贿的商人?

1993年,原河南省安阳市二轻公司团委书记卢玉彰决定下海,当时处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夜,团中央和河南省共青团系统都下发了文件,鼓励兴办经济实体。

卢玉彰在单位办了停薪留职,投身商海,但却留了一个尾巴:他注册成立的安阳市青年信息中心(下称信息中心),名义上仍是二轻公司团委下属的集体企业。

这样的“红帽子”企业是那个时代的特色,“那时私营公司凤毛麟角,个体户又面临很多限制,比如没法和外界对接”,卢玉彰说。信息中心注册资金3.5万,卢玉彰向朋友借了2万,又拿出了自己价值1.5万的微机(电脑)。

信息中心是个自负盈亏的企业,为了留住自己在二轻公司的岗位,卢玉彰“自己把工资转账到二轻公司,再由二轻公司发给自己”。

当时,安阳市设立了高新技术开发区,卢玉彰向亲戚朋友借了钱,征了21亩地,打算盖一座办公楼和三座家属楼。

卢玉彰的邻居、钢材贸易商赵鸿兴找到他,向他介绍了建筑商荣天顺,荣天顺的单位是安阳市安装四公司,“名头很亮”,卢玉彰于是与荣天顺签订了建筑施工协议。

荣天顺其实只是安阳市一个乡建筑队的包工头,挂靠在安阳市安装四公司,因为管理费纠纷,不再被安装四公司认可,也因此被高新区建设局制止施工。最终,卢玉彰退回了荣天顺10万元施工保证金,双方的协议就此终止。

半年以后,卢玉彰被安阳市文峰区检察院带走,被指控受贿。“赵鸿兴通过另两个人介绍了荣天顺给我,为此,荣天顺答应给他们回扣,并从赵鸿兴那里购买钢材。”卢玉彰说。

 这笔钱一共12万元,其中包括8万元现金和4万元钢材款。

 1996年6月,卢玉彰被以受贿罪起诉到了文峰区法院,检方指控其和赵鸿兴收了这12万元,其中卢玉彰拿了7.5万。

 卢玉彰并不认罪,检方指控荣天顺将12万分3次给了赵鸿兴,再由赵鸿兴分3次给了卢玉彰7.5万。案卷资料显示,第一次送钱是在卢玉彰的办公室,只有卢和赵两人在场。

 第二次是在安阳宾馆,信息中心的工作人员王嫣然在场,但王嫣然称自己当时在北京上学,并提出有火车票和同学作证。王嫣然在1995年10月27日被检察院带走询问,她在1996年1月31日给河南省检察院写信,控告曾遭刑讯逼供。此后,王嫣然的口供再未被法院采纳。

第三次送钱是在赵鸿兴家里,其妻子朱梅娣出具了证言,但案卷资料显示,其供述多次出现矛盾。

卢玉彰说自己也遭到了刑讯逼供,其供词多处矛盾。1995年10月27日的两份口供中,卢玉彰承认分3次收了赵鸿兴7.5万元,但笔录上并没有他的手印和签字。

 卢玉彰回忆说,检察员在讯问前拿出这两份已做好的笔录要他签字,他拒绝,因此,当时的检察员王晓明在上面注明卢玉彰“不看笔录不签字”,2009年时,王晓明还曾出具证明予以确认。

按照法律规定,没有被讯问人签字确认的笔录并不具备效力。

卢玉彰还认为,自己并不符合“国家公务人员”这一受贿罪主体。其时,他已从二轻公司团委停薪留职,尽管名义上信息中心是一个集体企业,但信息中心自负盈亏。且3.5万的注册金全部由自己承担,“我没必要为我自己吃回扣”,卢玉彰说。

但1996年9月12日,卢玉彰被文峰区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没收其个人所有的全部财产。这是卢玉彰的第一次判决。

 

刑期已满,仍在申诉

卢玉彰选择上诉,两个月后,安阳市中院作出二审裁定,认为此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文峰区法院重审。同时,安阳市中院还附函文峰区法院称,卢玉彰案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信息中心企业性质不清,二是卢玉彰三笔“受贿”中,前两笔应“进一步查证”。

七个月后,文峰区法院再次作出了同样的判决。卢玉彰也再次上诉。

1997年11月18日,安阳市中院作出了第二次二审的判决,这是一个相对“缓和”的判决,卢玉彰被判有期徒刑10年,并去掉了一审时“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没收其个人所有的全部财产”的附加刑。

终审结束,卢玉彰被投监服刑。卢介绍,在监狱里,他开始每个月甚至每周写信伸冤,这些寄往全国人大、最高法院等机构的信件交给狱警后,全部石沉大海,自己反而因此被评为“顽危犯”。

申诉的任务,落在了卢玉彰75岁的父亲卢绍卿肩上。卢绍卿是1952年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毕业生,曾任安阳市第15中学校长和市科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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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绍卿本人即是上访申诉的“获益者”。由于文革中被江青接见,文革后卢绍卿被作为“三种人”清理,靠着不断上访才讨回清白。

卢绍卿独自一人到了北京,凭着一张市老龄委的记者证,竟进了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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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接待他的最高法院法官说,“这个案子还隔着省高院,到不了最高法院”,但还是在1998年2月,为卢玉彰案发了一封函,指令河南省高级法院再审。河南省高级法院也发函,指令安阳市中院再审。

为此,安阳市中院曾在1998年8月向河南省高院书面请示,请示中写上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判决意见:认定原判正确;应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宣告无罪。

整整一年以后,河南省高院才向安阳市中院作了批复,称卢玉彰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卢所在企业性质决定的,“应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处理”。

卢玉彰称,发回安阳市中院重审后,一度决定由该院院长任审判长,在安阳市下辖的林县异地审理,“但开庭前这名院长摔断了腿,程序也因此更改”。

1999年12月19日,卢玉彰的父亲到最高法院申诉两年后,安阳市中院下发了一份通知,驳回了卢绍卿的申诉。在认定信息中心注册的3.5万元来源问题时,卢玉彰所称的从自己朋友处借的2万元现金,在驳回申诉通知书中被认定为“是以青年信息中心名义所借”。

卢绍卿选择了再次申诉,但直到2002年1月,河南省高级法院才接纳了他的申诉,并指令安阳市中院再审。2002年6月,安阳市中院没有像上次那样驳回他的申诉,而是决定再审。但半年之后,再审的结果仍然是驳回申诉。

在刑事诉讼中,申诉属于审判监督程序,2013年施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但是不能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在2013年1月1日新刑诉法实施以前,申诉作为一个“非常规”审判程序,理论上没有“终点”。

2003年1月,卢玉彰在减刑2年9个月后提前出狱。至此,他的受贿案已经产生了包括3份判决,2份裁定在内共9份司法决议,但他还要“再碰碰运气”。

 

被上访“误伤”的法官

 河南省高院已经为卢玉彰案两次发回重审,安阳市中院2003年3月裁定驳回他的申诉后,卢玉彰又多次到市里、省里申诉。路径多种多样,包括法院立案庭、院长接待日、法院的纪检委等等,“有人接待,也有人收材料,但就是没有回信”。

这一次,他决定换个办法——上访。2003年年底,卢玉彰到了北京,闯了府右街的一个大门,“身子钻进去了一半”。这一下“产生了轰动性效应”,卢玉彰被拉到“马家楼”住了几天。

“马家楼”是一个民间称呼,全称是北京市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北京市民政局网站介绍,其主要职责为,承担外地来京非正常上访人员的接济、安置等方面工作。

几天后,有人来“马家楼”找卢玉彰,“让我回去到省高院交材料,给我立个案”,他说。

立案很顺利,但直到2005年7月15日,河南省高级法院才给卢玉彰下达了一份驳回申诉通知书,称“你向本院的申诉理由,与你原申诉理由基本相同,原审已经查证,依法据实驳回”。

 申诉再次碰壁,可卢玉彰已成了安阳当地的一名“上访明星”。2008年3月初全国“两会”时期,安阳市9名政府工作人员“陪着”卢玉彰来北京上访。“这9个人专门陪我一个,主要是文峰区信访部门的”,卢玉彰说。

事实上,卢玉彰的户口此前一直在安阳市的北关区,信息中心也注册在北关区,当年卢玉彰“出事”,侦办机关竟是没有管辖权的文峰区检察院,本就令他不解。他成为“上访明星”后,他的户口被“鬼使神差地挪到了文峰区”。

卢介绍,在北京,安阳市信访局的一名科长和安阳市中院立案庭的一名庭长,已提前等在宾馆。这名庭长对卢玉彰说,“法院判你重刑,不可能没有证据,时间长了,你可能忘了。我回安阳后,召开听证会解决你提的问题”。

卢玉彰一听要开听证会,兴高采烈地回了安阳。3月18日,这名庭长要卢玉彰写三份申诉状交法院。可到了24日,卢玉彰却接到电话说:“听证会不开了,你有意见向上级反映吧!”

这个时候,卢玉彰83岁的父亲卢绍卿学会了写博客,他马上写了一篇名为《法院的听证会》发到网上,引用了这名庭长的几句话。“不久以后,这名帮了我的庭长就被撤职了。”卢玉彰说。

被卢玉彰案“误伤”的法官不止一个。河南省高院从2009年开始要求所有生效判决书上网,但卢玉彰案的判决书却一直没能公开,卢玉彰去安阳市中院“讨说法”,“一名刑庭庭长给我上了网,随后也被撤职了”,他说。

 

河南法院大接访

听证会落空后,卢玉彰的申诉再一次看不到方向,但他很快“迎来了好机会”。

2008年1月,原陕西省咸阳市委书记张立勇调任河南省高院院长,从5月开始,河南省当年举行了5次三级法院大接访活动。

2008年5月5日的大接访,省高院接访了2700多起案件,6月2日的第二次大接访,省高院又接访了近3000多名上访者。有数据显示,6月2日第二次大接访的案件中,30%为重复来访。

卢玉彰也加入了上访大军。他在队伍中连续排了三天队,直到第三天才“拿到了号”。为此,他从前一天晚上6点开始排队,三天时间只吃了一顿饭。

 只用了不到3分钟时间,接待卢玉彰的法官看了他的判决书后说,“你回去等通知,我给你立个案”。

 不仅是卢玉彰,整个河南省的访民都对这次大接访寄予了很大希望。2009年1月,张立勇向省人大所作的法院工作报告中,称该省赴最高法院信访量在全国的排名退居第八——最高法院副院长专门给他发来短信道贺。而此前,该省信访量长期高居全国前三名。

大接访在其时遭到了法学界的强烈质疑,有媒体称张立勇为不按“法理”出牌的大法官,光明网一篇评论直言“法院大接访乃法治之悲哀”,质疑大接访可能将法院带入“上访有理、上访者得利”的非法治化漩涡。

 但在此次接访中,上访案件的办结率超过了99%。

 大接访几天之后,河南省高院下达了再审决定书,第3次将卢玉彰受贿案发回安阳市中院审理。

 安阳市中院开庭时,已经84岁的卢绍卿上庭给儿子做辩护人,却因为感觉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中途退庭。2009年1月10日,卢绍卿写了篇博文《有话问大法官》,称“市中级法院把公民的申诉给‘挂’了起来”,然后把文章寄给了张立勇。

卢玉彰也不知道张立勇有没有看到这篇文章,但几天后河南省高级法院的一名法官就到他家了解情况。当年1月22日,张立勇到安阳市下辖的滑县慰问法官,“中途特意改道安阳市中院,去过问卢玉彰案”,卢玉彰目前的代理律师之一闫创说。

2009年1月16日,安阳市中院以事实不清,将卢玉彰案发回文峰区法院重审。当4月16日文峰区法院开庭时,主审法官来自少年庭——文峰区法院刑庭的法官已经全部审过卢玉彰案,根据回避原则,文峰区法院刑庭已无人可用。事实上,3个月前审理卢玉彰案的安阳市中院的法官,也是抽调自少年庭。

这距离文峰区法院上一次审理卢玉彰案,已经过了12年。“文峰区法院的气愤可想而知”,卢玉彰说。7月1日,文峰区法院做了判决,除了再次判卢玉彰10年有期徒刑,1997年二审时已被去掉的“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其个人所有的全部财产”,又被加了回去。

值得注意的是,文峰区法院的判决依据了1979年刑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而这两部文件当时已经失效了。

卢玉彰选择了第3次上诉,当年12月,安阳市中院二审再次改判卢玉彰 “有期徒刑10年”。看起来,一切重回原点。

“盖的楼早被拍卖了”

 卢玉彰无奈之下,只好又去了一趟北京。在2008年举行了5轮法院大接访后,河南省在2009年树起了“争创无赴京上访法院”的雄心。

 这一次上访后经过询问和交涉后,卢玉彰“幸运”地再次得到了一个河南省高院的立案。

 这次上访差点改变了卢玉彰的命运。河南高院文号为(2010)豫法刑再审字第043号的再审决定书上,清楚地写着“本案由本院进行提审”。

刑诉法规定,对于下级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如果发现确有错误,上级法院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法院再审。但在司法实践中,上级法院往往选择指令下级法院再审。卢玉彰案中,河南省高院已指令安阳市中院重审了3次。

河南省高院负责提审卢玉彰案的,是审监庭一名即将退休的老法官刘信生。这是刘信生退休前办的最后一件案子,12月25日,刘信生在电话里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当时,合议庭对卢玉彰的意见比较一致:卢玉彰不符合受贿罪的主体身份,没有证据显示二轻公司团委向信息中心出资”。

但卢玉彰等了整整一年,也没等来河南省高院的无罪改判。2011年12月30日,河南省高院作出裁定,将案件直接发回文峰区法院重审。“没有改判的直接原因,是我们一直没有找到本案的第二被告人赵鸿兴,从而没法开庭”,刘信生说。

河南省高院向文峰区法院下发了一份监督指导意见书,意见书中罗列了卢玉彰案的四个问题,包括企业的性质取决于出资;工资是检验是否国家工作人员的依据;以及两个卢玉彰是否收钱的证据问题。其中认为,没有卢玉彰签字的两份供述“明显不合法”,另外,对卢玉彰的全部4份亲笔供词,认为其全部发生在卢玉彰被拘留前,“取证程序明显违法”。

 整整一年后的2012年12月5日,文峰区法院作出了第4次判决。这份判决驳回了检察院对卢玉彰受贿7.5万的指控,但认定赵鸿兴从荣天顺那里收了12万元,至于“卢玉彰是否从赵鸿兴处分得贿赂款属于内部分赃问题,不影响犯罪的成立”。

开庭前,文峰区法院到河南省高院做汇报,“他们还是要做有罪判决”,刘信生回忆。“从他们的汇报中流露出,如果改判无罪将带来很多问题,比如卢玉彰盖的住宅楼早就被法院拍卖了”,刘信生说,“在这次汇报会上,河南省高院与文峰区法院的意见差别很大”。

刘信生在退休前3年才从刑庭转到审监庭,专门审理刑事申诉案件。3年时间里,他创造了河南省高院历史上申诉案件改判数量之最:直接改判6起案件无罪,以及对六七起案件做了不同程度的改判。

但文峰区法院庭审时,第二被告人赵鸿兴同样缺席。2013年3月,安阳市中院以判决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再次将案件发回文峰区法院重审。

今年8月20日,18年第19份司法决议出炉,文峰区法院仍然坚持了对卢玉彰10年有期徒刑的判决,而此时,卢玉彰已出狱10年。

至此,卢玉彰案共被4次发回重审。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介绍,早在2003年,“两高”和公安部关于防止超期羁押的司法解释中,就规定了“二审案件只能发回重审一次”。 

 2013年1月,新刑诉法实施,“新刑诉法亦要求,再审案件只能发回重审一次”,陈永生说。按照新刑诉法司法解释,二审案件的再审,所作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也就是说,如果严格依照刑诉法,不久后卢玉彰的二审判决作出后,他将没有机会再次申诉。

(编辑申剑丽)

 

 

 

 

卢玉彰“受贿案”的背后

时间:2013-08-15

http://bbs.tianya.cn/post-free-3576599-1.shtml

核心提示:

   为了有极大争议和严重分歧的7.5万元“回扣”,创业之路蒸蒸日上的卢玉彰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导致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更让他寒心的是,在他服刑期间,价值近千万元的财产也被法院拍卖,资产去向不明。80多岁的老父亲根本不会相信儿子会犯受贿罪,四处奔波为他申诉;在自己刑满出狱后,又踏上了漫漫上访路。他说,他做的这一切决不是为了追回那些财产,而是为了给自己讨回一个清白,要回一个迟到的正义。
  文峰区法院有罪判决4次;安阳市中院审判8次(其中:维持一审判决2次,发回重审3次,驳回申诉3次);河南省高院裁定发回重审3次;国家最高院指令再审一次。两级法院前后审理近20次,竟然没能做出让被告息诉的判决。
  卢玉彰坚持不解,继续上访、申诉,他坚信法律是公正的。儿子的行为得到老父亲的支持,老人说,儿呀,你就一直申诉下去,我要看到你平反昭雪那一天,你如果这样一直蒙冤受屈下去,我就是走了也死不瞑目呀。
  在各级法院领导关注下,2013年7月2日上午,安阳市文峰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这一安阳市中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案件,该院还专门邀请了近10名文峰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本报记者全程旁听的审理,令人意外的是,就在庭审结束后,卢玉彰却拒绝在庭审笔录上签字,并为此激怒旁听代表,指责当事人“藐视”法庭。
  随后,记者将庭审情况函告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程慎生。程慎生院长专门作出批示,安阳市中院也以“安中法督(2013)130号向文峰区法院发出《查办通知》,要求文峰区法院按照程慎生院长批示要求,依法办理,办理结果于2013年8月5日前报中院督查督办联络处,并做好汇报准备。遗憾的是,6月5日,记者电话采访文峰区法院主管刑庭的副院长,也是卢玉彰受贿案一审的审判人员李瑞芳,她说,中院很重视,本来院长亲自向程院长汇报,但程院长一直在开会,还没有向其汇报。
  一起并不复杂的案件,居然从文峰区法院到市中级法院,再到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这里面究竟有何玄机?请看报道-----


  “受贿案”的背后

  没有“行贿人”的指控;没有受贿7.5万元的证据;没有行贿人及任何证人出庭作证;就这样,1993年下海经商的副科级干部卢玉彰被安阳市文峰区法院稀里糊涂判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没收其个人所有的全部财产,苦心经营的企业近千万资产悉数被拍卖。法院从一审判决到发回重审,前后做出了近20次判决,有几份判决书除了判决日期改动外,其他内容几乎只字未动。这是发生在河南省安阳市的一个近乎离奇的“受贿案”。现在,让我们随着时间的展开,还原这一“受贿案”的始末。

  建楼建出“受贿案“

  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的卢玉彰原是安阳市二轻公司团委书记,副科级干部,曾被授予安阳市新长征突击手。1993年响应中央精简机构号召,下海搞第三产业,自谋生路。当年自筹资金3.5万元办起了一个名为集体,实为个体的“安阳市青年信息中心”。1994年,卢玉彰自筹资金并由一部分职工集资建家属楼,经与卢玉彰同院邻居赵鸿兴(系安阳市郊区生产资料公司经理,主要经营钢材)牵线,工头荣天顺承建该工程。1994年10月22日,荣天顺与卢玉彰签订了施工合同,荣天顺付给安阳市青年信息中心10万元保证金(后保证金退回),荣天顺付给赵鸿兴8万元现金作为他承揽工程的“好处费”,随后又给赵鸿兴的公司账户上转账转入4万元“购买钢材款”。11月1日,荣天顺依照合同规定,带施工队进入工地施工,安阳市开发区管委会却发现荣天顺所带的是安阳县永和乡建筑公司施工队,而不是合同中约定的安阳市第四建筑公司施工队时,即与荣天顺协商:荣撤走施工队,双方终止合同。事实上,荣天顺与卢玉彰之间并未发生任何经济纠纷。
  眼看承包工程泡汤,荣天顺开始向赵鸿兴讨要12万元钱,而赵鸿兴的说法却是:这12万元钱是“回扣”,他自己得了4.5万元,其他7.5万元给卢玉彰了。
  对此毫不知情的卢玉彰就这样被文峰区检察院的人从家里莫名其妙带走了,罪名是“受贿”。

  判决、上诉、发回重审

  1996年1月29日,安阳市文峰区检察院以受贿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检方起诉称,经被告人赵鸿兴(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说和,被告人卢玉彰与荣天顺签订商品住宅楼施工合同时,与被告人赵鸿兴商定,要12万元好处费,不给不让进工地。承包人荣天顺先后通过转账、交付现金的形式交给被告人赵鸿兴12万元,卢玉彰分得7.5万元,赵鸿兴分得4.5万元。
  卢玉彰及其辩护人依据事实做了无罪辩护,但没有得到法院采信。
  文峰区法院(1996)59号《刑事判决书》认为,卢玉彰借青年信息中心名义向外发包工程之际索要贿赂,数额特别巨大,构成受贿罪;法院还认为,卢玉彰作为安阳市青年信息中心这一经上级主管部门正式行文任命为主任的集体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其自负盈亏的经营方式并不能改变其企业性质,故对其名为集体,实为个体的辩护意见不予采信,一审判决被告人卢玉彰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没收其个人所有的全部财产,其受贿所得予以追缴。
  卢玉彰对此判决不服,上诉到安阳市中级法院。该院裁定发回重审;文峰区法院判决维持了该院59号刑事判决。
  卢玉彰再次向安阳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安阳市中级法院认为,被告人卢玉彰行为已经构成受贿罪,但原审量刑不当,判决撤销文峰区法院作出的刑罚部分;改判有期徒刑10年。
  卢玉彰服刑期间,其教书育人一辈子的八旬老父卢绍卿向安阳市中级法院提出申诉,被该院驳回。最终经卢绍卿多方奔走出现“转机”。在最高法院、河南省高级法院的督办下,2002年6月25日,安阳市中级法院决定再审。
  2003年,安阳市中级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卢绍卿向法院递交了安阳市清产核资领导小组办公室《“挂靠”集体企业清理甄别情况表》,上面显示安阳市青年信息中心 3.5万元注册资金系”私营个体原始投入,因而可证实安阳市青年信息中心是挂靠在安阳市二轻团委,由卢玉彰自筹资金注册登记的个体私营企业,故就够不成受贿罪主体;但经法院再审,仍然维持了本级法院的有罪判决。
  此时,卢玉彰已经刑满释放;走出监牢的卢玉彰向河南省高级法院提出申诉。2005年7月15日,河南省高级法院驳回了其申诉。
  2008年5月,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大接访时,河南省高院再次接受卢玉彰提出的申诉,经该院刑三庭调卷审查,认为该案符合再审立案条件,遂做出《再审决定书》,指令安阳市中级法院进行再审。
  2009年1月16日,安阳市中级法院作出(2008)142号《刑事裁定书》,认为原审认定事实不清,撤销了安阳市中级法院(2003)第9号《刑事裁定书》和(1997)53号《刑事判决书》;撤销了文峰区法院(1997)6号《刑事判决书》;发回文峰区法院重新审判。
  2009年7月1日,文峰区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在之后作出的判决令人大跌眼镜:这份(2009)1号”《刑事判决书》明显带有恶意报复的味道:判决被告人卢玉彰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把中院早已裁定撤销的“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没收个人所有的全部财产”重新写入判决,其受贿所得予以追缴。
  接到这一判决,卢玉彰第7次提出上诉。
  2009年11月16日,这起备受各界关注的案件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督办下,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进行了开庭审理。金博大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王朝栋以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受害人卢玉彰做了无罪辩护,记者全程旁听。
  2009年12月4日,河南省安阳市中级法院作出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2009)第157号《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卢玉彰于1995年10月2 7日、2 9日有关其收到赵鸿兴交付的贿赂款的二次有罪供述均无其本人签名或盖章,不符合刑事诉讼法对被告人供述的要求,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卢玉彰亲笔供词仅承认赵鸿兴已告诉其赵已收到荣天顺的回扣,并未供述赵鸿兴与其分赃的事实;赵鸿兴有关其将收受荣天顺的贿赂交给卢玉彰的供述在交付钱的次数、交付地点及卢玉彰是否再分赃给其本人等方面也前后供述不一。卢玉彰亲笔供词与赵鸿兴供述在其二人是否分赃方面不能相互印证。原判认定赵鸿兴将收受贿赂12万元中的7.5万元分三次交于卢玉彰,赵鸿兴分得4.5万元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案发生在1997年9月30日以前,本案原二审判决的作出时间在1997年1 0月1日以后,因修订后的刑法对受贿罪处刑较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在再审判决中适用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属适用法律错误。原再审判决认定
  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相关规定,判决撤销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 2009 )文刑再初字第1号刑事判决;被告人卢玉彰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卢玉彰当即表示不服判决,提出申诉。

  河南省高级法院表示关注

  2010年11月5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豫法刑再申字第043号”《立案决定书》,决定由本院提审。
  2011年12月30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豫法刑提字第00002号”《刑事裁定书》:该院认为,原判认定原审上诉人卢玉彰犯受贿罪事实不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06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12条第(四)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安刑再终字第157号和文峰区人民法院(2009)文刑再初字第1号刑事判决。二、发回安阳市文峰区法院重新审判。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这样一个事实:该院同日还下达了致安阳市中院并文峰区法院的“(2012)豫法刑监导字第2号”《监督指导意见书》,认为原审被告人卢玉彰犯受贿罪一案,自1996年以来历时15年经安阳市两级法院8次审判,卢玉彰不服裁判,多次申诉,经河南省高院再审审判委员会研究,认为本案存在问题:
  首先,文峰区法院(2009)文刑再初字第1号刑事判决认定卢玉彰在检察机关曾供述赵鸿兴提出每栋楼给其2.5万元好处费,共分三次给其7.5万元。经查,卢玉彰于1995年10月27日和29日的两次有罪供述笔录中均没有其本人签字,违反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5条之规定,证据形式明显不合法;其次,安阳市中院(2009)安刑再终字第157号刑事判决虽认定卢玉彰于1995年10月27日和29日的有罪供述笔录中均没有其本人签字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认定了卢玉彰的亲笔供词。经查,卷宗现有卢玉彰的亲笔供词4份,其中第1份和第4份不供认犯罪,落款时间为1995年5月13日和16日,第2、3份供认犯罪,落款时间为1995年5月16日,该两份供认犯罪的亲笔供词发生在卢玉彰自1995年5月12日被传唤至5月16日被扣留前,违反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2款之规定,取证程序明显违法。
  再次,企业的性质取决于出资。二轻总公司团委二轻青字(1992)07号文件注明,该中心注册及经营资金由卢玉彰自筹。安阳市青年信息中心于1993年3月成立,至1994年10月发生受贿期间,维持该中心正常运营的资金来源及卢玉彰个人有无出资事实不清,该中心在注册成立和正常运营中是否享受了国家政策扶持的事实未查清。此情节影响企业性质的认定。
  河南省高院认为,本案既涉及事实认定、证据采信问题,又涉及法律适用问题。希望再审法院查清事实,准确运用法律,依法判决。

  卢玉彰案件为何如此纠结?

  文峰区法院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2年10月17日、11月9日开庭审理,2012年12月5日作出“(2012)文刑再初字第1号”《刑事判决书》:判决卢玉彰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对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监督指导意见,文峰区法院置若罔闻,依旧作出有罪判决,这是卢玉彰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他再次提起上诉。
  2013年3月26日,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 2013)安中刑一终字第22号”《刑事裁定书》,原审被告人卢玉彰以“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其不符合受贿罪主体,无受贿的事实;侦查阶段有刑讯逼供行为,应认定其无罪”为由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判决违反法定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2012)文刑再初字第1号刑事判决。二、发回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2013年4月2日,文峰区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目前尚未开庭。

  一起并不复杂的案件,为什么久拖不决。知情人告诉记者,该案几经开庭、判决,牵涉很多人,关键是对当事人财产拍卖,资产下落不明,追究起来,会引起“地震”,所以就有人不敢揭开“盖子”,担心拨出萝卜带出泥。

  证据是如何取得的?

  赵鸿兴在接受检察院审讯时供称,当初他给卢玉彰“回扣”时,安阳市青年信息中心员工王嫣然也在场。
  指控卢玉彰犯受贿罪的证据除了赵鸿兴的说法外,就是证人王嫣然的证言了。
  事实情况如何呢?记者手里有一份王嫣然写给河南省检察院的控告材料。该材料控告说,1995年10月27日上午,她被文峰区检察院的高书卷、薛刚山带到安阳市蔬菜公司招待所,让她写个“1994年10月28日在安阳宾馆看见赵鸿兴交给卢玉彰一包钱”的证言。当时王嫣然在北京,根本没有在安阳。看她不听话,办案人员威胁她说如果不写这份证言就把她也拘留了,她仍旧不愿意做假证。办案人员就给她戴上手铐,脚尖着地,拷卫生间5个小时,被手铐打伤头部,中午不让吃饭。忍受不住的王嫣然最终就在高书卷、薛刚山写好的材料上签上了“情况属实”。王嫣然还向上级检察机关提供了1994年10月28日她从安阳去北京的火车票和在北京市朝阳区北京兴华大学外贸英语94.2班的同学郭菁证明她人在北京的证明材料以及她被逼供打破头部,文峰区检察院监察室副主任薛刚山带她到医院的诊断证明书。
  卢玉彰说,他有很多证明自己没有受贿的证据都没有被检察院和法院采信,开庭时法官也老是打断他的辩护不让他说话。而这些执法者却靠一些经不起推敲的东西给自己定了罪。

  当事人苦不堪言

  卢玉彰认为,这是一件单纯的,与其无关的经济纠纷。文峰区法院把与他无关的经济纠纷判为受贿罪,侵犯了他的人身权、名誉权、工作权和生存权。卢玉彰说,文峰区检察院认定荣天顺“行贿”12万元“好处费”,而接受这12万元的是赵鸿兴,为什么把受贿罪罪名安在他卢玉彰头上?文峰区检察院的起诉和文峰区法院的判决依据是卢玉彰“曾经供认得7.5万元”,其依据是卢玉彰两次“不看笔录、不签字”的审讯笔录,卢玉彰说,这两份笔录是公诉人编造的,他一直拒绝签字,就是这样,文峰区法院仍不顾事实,执意判他有罪。
  他说,要不是为了讨回公道和正义,他恐怕早死在监狱里了,因为有很多人不愿意他活着,担心一些肮脏的交易大白于天下,担心上面会错案追究,敲了一些执法者的饭碗。
  卢玉彰告诉记者,2009年12月18日下午,他找该案审判长马越领取判决书时,马越对他说,有些事情必须给你说清楚:在卷宗里没有证据证明你得到了7.5万元,但你得到没得到 7.5万元已经不重要,因为赵鸿兴得到了12万元,你们是合谋,他得到了也等于你得到了。你找新闻记者有啥用,判你有罪无罪是法官的事,让记者采访报道不顶屁用。你不懂法律,而我是专门搞法律的,我劝你还是放弃吧,你告不赢,你这个案子没有人敢给你翻案,也没有人能给你翻案。

  法律专家的观点

  河南大创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孟海星认为,疑罪从无、无罪推定是我国刑诉法的基本指导思想,本案属典型的有罪推定;本案中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获取的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必须排除。
  首先,从全案的材料看,被告人卢玉彰与赵鸿兴通过一次电话,见过两次面,通电话的内容未涉及到签合同的内容,而两次见面有多人在场,但卷宗材料却显示只有赵鸿兴单方供述说二人商定索要12万元好处费的事实,其他证人均无这方面的表述。对此,被告人卢玉彰在数次供述中均以否认。根据刑诉法第31条、32条的规定,如果没有其他证据能与赵鸿兴的供述相印证的话,就不能认定被告人卢玉彰与赵鸿兴商议索贿的事实成立。其次,根据证人荣天顺、张立、李文平的证言,12万元的好处费共分三次交给了赵鸿兴,三次交款中证人与卢玉彰均没有接触,认定卢玉彰收到7.5万元的证据也只有赵鸿兴的单方供述,从全案中赵鸿兴的供述又存在前后矛盾,不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再次,关于朱海娣证言,朱海娣的证言作为间接证据,由于与代证事实在时间、情节、数额上均不吻合,其又是第二被告人赵鸿兴的妻子,与本案当事人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关于王嫣然的证言,在之前的庭审材料中已有结论,因对证人采取了威胁、引诱方式进行的取证,违反了法定的取证程序而归为无效证据。第四,4万元的款项是购料款,不是好处费,是赵鸿兴收取的,与被告人无关。卷宗第62页显示,1994年10月22日中心与荣签订施工合同后,10月26日荣由市建安装第四分公司,用转账支票汇给赵鸿兴“料款”4万元。因此,这是赵鸿兴与荣天顺之间供应钢材的材料款,而非好处费,被告人卢玉彰没有收到过,也与其没有关系。第五,关于1995年10月27日及10月29日的两次有罪供述笔录,由于被告人卢玉彰认为有异议和错误拒绝签字而失去证据效力。第六,关于两份有罪亲笔供词问题,被告人卢玉彰提供了两个证人,证人亲眼目睹了被告人卢玉彰受到非人道的待遇,且状态极差,可以想象在这种状态下,被告人供述自己有罪显然值得怀疑,再审法院以该案已过18年时间,卢玉彰在之前多次审理中均未让二人作证,故对二人证言不予采信显然没有法律依据。同时,1995年5月16日被告人卢玉彰又以书面形式否定了两份有罪供词的真实性,再加上在整个卷宗的询问笔录和屡次庭审中均否定了自己有罪。根据刑诉法相关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有证据证明是刑讯逼供得来的证据,属于非法取证,应当排除。根据以上质证意见,均无法证实被告人卢玉彰亲笔供词内容的真实性,因此,这两份有罪供词不能作为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使用。
  孟律师指出,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司法理念的基本原则,本案数经十几次基层法院判有罪,中级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基层法院判有罪,中级法院维持原判,高级法院撤销一二审判决,发回重审。从来没有哪一级法院,哪一位法官敢于站在公平、正义的立场上,对法律、对被告人高度负责的职业道德和素养上,纠正本案的错误,还被告人一个清白,还法律一个尊严。
  就在记者发稿时,文峰区法院向本报反馈意见称,“尽管卢玉彰案被发回重审,但包括省高级法院在内,三级法院均没有认定被告人卢玉彰无罪,法院所认定事实,均是经过法定程序,充分听取控辩双方意见后作出的,是有事实依据和证据支持的“。文峰区法院还认为,该案多次被发回重审,发回的主要原因是找不到赵鸿兴。
  文峰区法院最后指出,卢玉彰一案的历次判决均已被撤销,现正在审理中,无生效判决。
  本报也将继续对该案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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